一九九六年的春天，台北的三月绵雨不断。
自从接到那通从高雄旗津海防线打来、隔着沙发报纸翻动声的电话後，苏禹蓁的心思就再也没有平静过。
那张写着「高雄鼓山邮政」的计算纸字条，被她压在日记本的最深处。而程颖申在电话里那道沙哑的交代，每天都在她的耳边反覆回荡。
他要她的呼叫器号码。
可那时，大一下学期的苏禹蓁根本就还没有自己的呼叫器。
放学交班的空档，她开始在日文系的教室里，向周围的同学打听、询问办抠机的事情。
这件事，很快就被一个天天在她身边献殷勤、一直想追她的大学学长知道了。
那天下午放学，外面依旧飘着细雨。学长一听说苏禹蓁想办黑sE呼叫器，心里一阵兴奋，以为自己有了机会，立刻主动提出要带她去学校附近的电信局办理。
苏禹蓁没有逃避，点了点头，有些安静地跟着学长走进了电信局人声鼎沸的大厅。
学长显得无b热情，跑前跑後地帮她排队、领号码牌、填写申请表。
苏禹蓁穿着薄薄的开春便服，有些拘促地站在冷气沙沙作响的柜台前，看着柜台人员从後方拿出一台全新的、冷y的黑sE小呼叫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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